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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作品详细说明

东魏《定州刺史高归彦造白玉释迦像记》，此碑东魏·定武元年（543）四月刻。楷书。



造像座为白玉石造，上部释迦像已佚，造像记刻在佛座四周。计二十七行，行七字，中有二行六字，末行三字。1921年在河北定县料敌塔前（众春圆）出土。出土时字迹十分完好。刻工极精。



现存河北定县。高归彦官至太傅、太宰，是一位位显权重的人物，后因谋反被杀。此造像当为其在世时所作。书家亦应为当时高手。南北朝以前碑刻，多有所谓“金石味”，北朝碑刻更多以方严、粗犷著称，此造像刻石可算一个特例。它结字宽博、严谨，笔面极为圆润秀美。再加刻工十分精细，原书丹时用笔用墨的效果能够比较充分地体现出来。有人曾将其誉为“魏代石刻之冠”，对这种看法虽然不敢苟同，但“馨逸绮丽”、妩媚娇艳到这种程度，在北碑中确是少见的。有人认为是“赵孟頫所自出”。赵氏是否见过此碑，不好妄言，但从字迹上看，在某些神采方面确有一定相通之处。故宫博物院藏有《高归彦造像记》初拓本。此记书法娟静和美，俊秀温雅。与北朝造像记中方笔锐锋，棱角森挺的书风不同，也与一些粗头乱服、率稚拙的造像记的字迹迥异，在北朝书法作品中实属罕见。

    作者简介

魏碑是我国南北朝时期(公元420-588年)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称，大体可分为碑刻、墓志、造像题记和摩崖刻石四种。北魏书法是一种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的过渡性书法体系，对当时的隋和唐楷书体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。历代的书法家在创新变革中也多从其中汲取有益的精髓。

字体介绍
　　 
读音
　　wèibēi
应用历史
　　南北朝时期是楷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。其时南北分割，书法上形成南北两派不同风格。两派共祖钟繇、卫瓘，但南派以王羲之为宗，承江左风气，比较疏放，多以书牍见称；北派以索靖为宗，继中原古法仍存隶意，以碑板见称。北派碑版即后世所说的“魏碑”。著名石刻有《龙门二十品》、《郑文公碑》，以及云峰山诸石刻、《石门铭》、《张玄墓志铭》、《刁遵墓志铭》等。代表书家有索靖、崔悦、高遵、沈馥、姚元标、赵文深等。
字体文化
分类
　　魏碑书法艺术，主要分两大类：一类是佛教的造像题记；一类是民间的墓志铭。仅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就有三千余品，而著名的是《龙门二十品》。墓志在南北朝时十分盛行，其中北魏的墓志铭比前代都多，书法中带有汉隶笔法，结体方严，笔画沉着，变化多端，美不胜收。
艺术特点
　　康有为称魏碑有十美，概括了魏碑书法雄强、朴拙、自然天成的艺术特点。
存在形式
　　魏碑是指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。现存的魏碑书体都是楷书，因此有时也把这些楷书碑刻作品称为“魏楷”。魏碑原本也称北碑，在北朝相继的各个王朝中以北魏的立国时间最长，后来就用“魏碑”来指称包括东魏、西魏、北齐和北周在内的整个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。这些碑刻作品主要是以“石碑”、“墓志铭”、“摩崖”和“造像记”的形式存在的。 　　现存魏碑作品的数量巨大，仅仅发现于龙门石窟的造像记，就有数千方。这些作品良莠不齐，经过前人的整理，部分作品从中脱颖而出，被视为魏碑的代表作。
龙门二十品和龙门四品
龙门二十品
　　“龙门二十品”是指在龙门石窟中发现的北魏时期二十方造像记，这些作品被认为是魏碑书法的代表作。清朝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首先提出了龙门二十品的篇目：  龙门二十品
《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题记》 　　《魏灵藏薛法绍造像题记》 　　《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题记》 　　《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题记》 　　《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橛造像题记》 　　《一弗为亡夫张元祖造像题记》 　　《北海王元祥造像题记》 　　《司马解伯达造像题记》 　　《北海王国太妃高为孙保造像题记》 　　《云阳伯郑长酞为亡父母等造像题记》 　　《高树解伯都卅二人等造像题记》 　　《比丘惠感为亡父母造像题记》 　　《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贺兰汗造像题记》 　　《马振拜等卅四人为皇帝造像题记》 　　《广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题记》 　　《比丘法生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题记》 　　《安定王元燮为亡祖等造像题记》 　　《齐郡王元佑造像题记》 　　《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题记》 　　《比丘道匠造像题记》 　　龙门石窟造像记数量多达数千方，其中最杰出的作品流传还有“四品”、“十品”、“二十四”、“三十品”等说法。例如上面列表的前四方造像记《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题记》、《魏灵藏薛法绍造像题记》、《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题记》和《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题记》也合称“龙门四品”。
《郑文公碑》
　　这件摩崖是北魏书法家郑道昭的作品，历来为书家所重。清朝学者叶昌炽认为：“其笔力之健，可以刲犀兕，搏龙蛇，而游刃于虚，全以神运。唐初欧虞褚薛诸家，皆在笼罩之内，不独北朝第一，自有真书以来，一人而已。”
《张猛龙碑》
　　《张猛龙碑》  张猛龙碑
这件石碑也是备受书法家们的推崇。清朝学者杨守敬评论说：“书法潇洒古淡，奇正相生，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。”认为这件魏碑作品的成就高于唐朝人。明朝金石考据学者赵函则指出：“正书虬健，已开欧、虞之门户。”认为唐朝书法家欧阳询和虞世南都深受此碑影响。
特点
　　魏碑是楷书的一种，魏楷和晋朝楷书、唐朝楷书并称三大楷书字体。魏碑表现出由隶书向典型的楷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过渡因素。魏晋之际已经有了楷书，钟繇的《宣示表》、王羲之的《黄庭经》等楷书作品已然是比较成熟的楷书，但是大批西晋知识分子随晋室南渡之后，北朝的书风就和南朝大异了。北朝现存的碑刻大多是民间无名氏书法家的作品，和南朝士大夫所谓“风流蕴-{藉}-”的书法风格自然不一样。钟繇和王羲之完成了部分由隶变楷的过程，由于晋室南渡，北魏的民间书法家们没有继承多少他们的成果，而是遵循原来民间书法的发展轨迹，更多地是直接从汉魏时期的隶书演变而来。和南朝碑刻相比，清朝书论家刘熙载认为“南书温雅，北书雄健”；与唐楷相比，唐楷注重法度，用笔和结体趋于规范统一，魏碑则用笔任意挥洒，结体因势赋形，不受拘束。 　　清朝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赞誉魏碑有“十美”：“古今之中，唯南碑与魏为可宗。可宗为何？曰有十美：一曰魄力雄强，二曰气象浑穆，三曰笔法跳越，四曰点画峻厚，五曰意态奇逸，六曰精神飞动，七曰兴趣酣足，八曰骨法洞达，九曰结构天成，十曰血肉丰美，是十美者，唯魏碑南碑有之。”
影响
　　魏碑被人们发现的时间较早，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重视。唐朝的书法家欧阳询和褚遂良的一些作品中，都能看出北朝碑刻对他们的影响。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，王书代表的晋朝书风在唐朝一代始终是主流。所以总体上，唐朝楷书继承的更多的是晋楷的传统，即使对魏碑有所取法，也大多是书法家个人的兴趣和风格所致，没能形成一种普遍学习魏碑的风气。 　　唐楷达到的高度及其法度严谨的特点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后人对楷书的修习变得程序化，楷书的面貌变得标准化，从而丧失创造力。结果，宋朝四位大书法家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和蔡襄，都没有可以和唐人比肩的楷书作品，而是把主要精力用于行书和草书的创作。到了明朝，由于科举取士的日益僵化，出现了一种称为“台阁体”的书风。“台阁体”楷书是科举考试规定的官方字体，追求美观、大方，同时也要求标准、规范。这种要求抑制了书法家的创作个性。清朝则进一步演变为“馆阁体”，更是受到“千人一面”的批评。 　　清朝前期，金石文字学兴起，南北朝碑刻大量出土；在书法方面，人们也开始反思“馆阁体”的弊端。于是，到了嘉庆、道光年间，魏碑开始受到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重视，其中鼓吹魏碑最力者早期有阮元和包世臣，后期有康有为。阮元写《北碑南贴论》和《南北书派论》，首倡“碑学”；包世臣着《艺舟双楫》，康有为着《广艺舟双楫》，一反宋朝以来对淳化阁帖的推崇，提出“尊碑抑贴”的观点。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楫》里面明确提出：“今日欲尊帖学，则翻之已坏，不得不尊碑；欲尚唐碑，则磨之已坏，不得不尊南、北朝碑。尊之者，非以其古也。笔画完好，精神流露，易于临摹，一也；可以考隶楷之变，二也；可以考后世之源流，三也；唐言结构，宋尚意态，六朝碑各体毕备，四也；笔法舒长刻人，雄奇角出，迎接不暇，实为唐、宋之所无有，五也。有是五者，不亦宜于尊乎！”此后碑学盛行，魏碑的价值得到普遍的承认，修习楷书的人除了取法“晋唐”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魏碑。 　　另外，魏碑经过标准化成为“魏体”字，是现在最常用的汉字印刷字体之一。